摘要：科学性和艺术性是非遗纪录片的特有属性。当前，非遗纪录片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还存在一些融合屏障，而通过坚持科学性与艺术性并举、深度挖掘非遗的价值内涵、创新非遗纪录片的表达方式等，可以有效实现非遗纪录片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双重构建，从而促进我国非遗纪录片可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助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关键词：非遗纪录片 科学性 艺术性

一般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纪录片是以非遗为创作题材，通过运用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对其进行艺术化的加工，以展现非遗的真实本质来引发人们对非遗深刻内涵和价值思考的一种艺术形式，科学性与艺术性作为非遗纪录片的特有属性，离不开创作者的“精准”拿捏。当前，非遗纪录片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还存在一些融合屏障，通过坚持科学性与艺术性并举、深度挖掘非遗的价值内涵、创新非遗纪录片的表达方式等，可以有效实现二者的双重构建，从而促进我国非遗纪录片可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助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一、非遗纪录片科学性的要求

1.必要的田野工作

非遗是人类在早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文化艺术，不是凭空捏造的艺术品。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非遗并不是一种简单存在的文化形态，它的存在通常是根植于民族和地域文化的传统之中，是地域社会中最具传统性、延续性、活态性的文化事象^①。因此，非遗纪录片在创作前需要创作者及其团队深入到所要拍摄的非遗原产地中去，与当地人保持融洽的关系，学习他们的语言，以便深入了解非遗在特定族群中的价值、意义、信仰及风俗习惯等。这种深入族群中开展调查研究的方法，被人类学家称为“田野工作”。非遗纪录片在创作前必须对拍摄对象开展必要的田野工作，这样才能够有效保障非遗影像的真实、彻底、严密。正如我国著名人类学学者庄孔韶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电影图像虽然拥有文化展示的独特优点，但尚不能代替人类学的全部研究要求，一个中肯的说法是，拍摄的题材一定是在人类学家例行田野工作与深思熟虑之后诞生的”^②。

2.专业人士的参与

我国独特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孕育出了姿态万千的非遗资源。根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372个，涉及相关保护单位3154个。从公布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内容来看，我国的非遗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性，具体体现在：一是同一地区不同民族间的非遗存在差异；二是不同地区同一民族间的非遗也存在差异。如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就诞生了苗族民歌和黎族民歌两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但二者在表现内容和曲调上都呈现出了不同风格特点。又如我国的苗族主要生活在湘西、贵州、湖北等地，由于文化背景、居住环境和通婚范围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服饰文化圈。正是由于非遗差异性的存在，使非遗纪录片的创作及拍摄过程更离不开专业人士的参与和指导。这里的专业人士不仅包括非遗领域的专家、学者，还包括非遗的民间爱好者，更包括非遗的保护者和传承者。这些专业人士的参与，不仅可以把握非遗纪录片的题材，还可以把握非遗纪录片的具体环节，如纪录片的结构、叙述角度、表现内容等，从而有效保障非遗纪录片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更保障了非遗纪录片的科学和人文价值。

3.特定的文化背景

如前所述，非遗是人们早期生活的一部分。它的诞生、延续、传承及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及社会环境。因此，非遗纪录片在创作时不仅要在专业人士的参与下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还要结合非遗所处的文化背景，将非遗主题与特定的文化背景一同加以表现。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将一个真实的非遗展现在观众面前。正如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那样，每一种文化都是适应环境的产物，不应脱离文化背景去评价异民族的文化优劣或善恶，结合一定的文化背景则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与之相对应的人与物^③。因此，非遗纪录片在拍摄过程中，有必要对非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详细的介绍，并从语言、民俗、习惯、信仰等方面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非遗及其内涵。

二、非遗纪录片艺术性的体现

1.非遗形象更加生动

随着新媒体和互联网的不断进步和发展，非遗纪录片的创作者在刻画非遗形象时运用的技术手段愈发丰富多元。尤其在数字技术的催生下，传统非遗纪录片纪实性的影像表达变得更加生动完美，让观众获得了更佳的艺术观赏效果。例如，2019年由汐梦传媒和哔哩哔哩联合出品的非遗纪录片《璀璨薪火》，就大量运用了3D技术。观众通过全方位地欣赏唐三彩·骆上五人乐舞佣、白瓷·自在弥勒、八宝遇狄青等丰富多彩的陶瓷造型，感受到中国古代陶瓷烧制工艺的精湛技艺以及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和精神价值。而通过将非遗与3D技术的有效结合，可以进一步拓宽非遗纪录片的题材表现，丰富画面的影像张力，帮助观众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官体验。

动画在非遗纪录片的形象制作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纪录片《昆曲六百年》第三集《不朽传奇》中，为了再现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出生时的场景，创作者将实景拍摄与三维动画相结合，利用运动镜头营造了一种跨越历史的奇特氛围让观众看到了一幅幅如真似幻的中国戏曲绘画，将各种视觉奇观尽收眼底^④。

2.细节刻画更加细腻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纪录片逐步以戏剧美学和技术美学为主导，极大地提高了观赏性和艺术性，同时，纪录片自身的人文内涵和观众的审美经验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一个突出的体现是，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都对纪录片的细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些内容细节刻画细腻的作品，更易受到人们的追捧。自2011年起，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推出的非遗纪录片《手艺》中，就运用了大量的镜头，将许多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传统手艺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其中包括各种技艺的制作环节和使用的技巧、技法等，从头至尾展现了这些传统手工技艺的制作工艺，保留了最丰富的细节。例如《手艺》第五季之《刀行墨舞》一集中，就详细记录了一幅木板水印画制作的全过程：首先是勾描，就是将需要复制的字画按线条和色块分解为零散的单元，然后将各个单元的轮廓描绘下来；其次是刻板，主要是将勾描下来的细节画稿雕刻在木板上；最后是印刷，通过色彩和纸张的遴选，来再现原画的面貌。观众在观看影片时，通过镜头画面和技艺传承人的解说，能够切身感受到传统木板水印制作的精细和复杂。另外，影片中每位传承人在讲述过程中所流露的神态、动作、语言等，也会传递给观众，使观众沉浸其中，与其产生共鸣，从而提升了纪录片的传播效果。

3.整体构思更加巧妙

为了实现交流和传播的目的，非遗纪录片对表达方式也较为注重，十分讲究创作的技巧和方法，尤其是对影片整体的构思和设计，如运用视觉悬念、寓意、对比等，构造优美的背景，保真的音响，累积的情绪、氛围，情感的感染力，以此来增强非遗纪录片的趣味性和观赏性。如2012年央视上映的《舌尖上的中国》，虽然该片是一部以介绍中国各地美食为主的纪录片，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非遗元素，如岐山擀面皮、陕西潼关肉夹馍等美食的制作技艺都是陕西传统技艺类非遗，而片中马文斌制作的兰州清汤牛肉面也是甘肃民俗类非遗，此外，诸如影片中出现的皮影戏、秦腔、侗族民歌等都是我国各地的非遗项目^⑤。该片以美食为主线，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人们的亲情、友情、爱情、家庭、民族等交织融合在一起，不仅为观众营造了一场场美食盛宴，更借助美食向观众传递了浓浓的爱和温情。影片结尾处的解说词也颇具寓意，“在不同的地域，中国人用各自的智慧，巧妙地从自然界获取美味，这一切，来自他们对上天的敬仰和对土地的眷念”，由此向观众传递了中国人淳朴的生活观、生命观及生态观。

三、科学性与艺术性的融合屏障

1.强调故事性而忽视客观真实

近年来，由于非遗纪录片受到了人们的喜爱，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网络自媒体，都对非遗及其影像作品青睐有加，尤其是对故事性较强的非遗纪录片更是趋之若鹜。在此影响下，创作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媒体需求的影响，从而使创作出来的非遗纪录片过多地强调了故事性而忽视了客观真实，甚至有时为了达到某种传播效果，刻意地编造一些故事情节来吸引人们的眼球。2018年，BBC接连爆出《人类星球》违反编辑原则，在科罗威人居住的房屋和捕鲸者本杰明捕鱼两个段落上涉嫌造假，引发观众一片唏嘘，损害了非遗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

2.追求技术性而忽视内容质量

正如纪实美学开山人巴赞(A.Bazin)所说，“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可以用磁带和胶片来记录客观世界纯真的原貌”^⑥。技术的发展不仅提升了非遗纪录片的声像质量，更拓宽了非遗纪录片的传播渠道，使非遗纪录片更具观赏性和传播性。然而，技术的优势也容易造成非遗纪录片创作者因崇尚技术而忽视了影片内容本身。观众在观看那些充斥着现代技术的非遗纪录片时，确实也能够获得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但这种体验往往会随着影片的结束而即刻消散。对观众来说，使他们获得刺激的正是技术带来的强大视听和心理冲击，而不是非遗纪录片中的人物、语言、情感、情节等内容。“随着技术无孔不入的侵袭，还有其他事物也在成长，人们对周围高技术的反映就是发展出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价值系统，对技术的非个人化性质加以补偿”^⑦。创作者不仅要有选择地运用技术来服务非遗纪录片，更重要的是，要注重提升非遗纪录片的“价值系统”，而这个“价值系统”就是非遗纪录片的内容质量。

3.题材局限、表现手法单一

如前所述，我国的非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丰富，尤其是少数民族非遗，更是绽放出异彩光芒。然而，近年来我国上映的非遗题材纪录片，其拍摄主要是以美食和传统手工技艺类为主，如《寻味顺德》《手艺》《我在故宫修文物》《手造中国》《大匠之梦》《甲子漆艺》等，这些非遗纪录片虽然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和好评，但其中也不乏存在内容重复、表现手法单一等问题。例如“均安蒸猪”这道美食不仅在《舌尖上的中国》中出现，在《寻味顺德》也同样出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传统技艺类非遗和美食类非遗，往往通过艺术化的加工，再配合一定的故事情节，就容易被观众理解和接受，另外，美食相比其他非遗，又更易唤醒人们的情感“味蕾”，从而使纪录片作品获得广泛的关注和传播。而对于那些传统医药、传统音乐、传统戏曲等科学性较强的非遗题材，一般关注较少，亟待进行开发和挖掘，使它们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

四、非遗纪录片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双重构建

1.坚持科学性与艺术性并举

当代美学家林同华先生曾说：“没有科学的方法论，而把中国美学局限在关于美的哲学，关于审美范畴的系列，是只注意了美学逻辑学方面的片面研究方法。这只能使美学成为哲学的附庸，或者成为思辨性的理论科学。而美学之所以走向近现代高度发达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理性科学的中介。”^⑧对非遗纪录片而言，如果脱离了科学性，就如同失去了灵魂和价值，成为一种单纯的声像作品而已。当然，如果仅具有科学性，而没有艺术的点缀和加工，又会使非遗纪录片黯然失色。因此，坚持非遗纪录片科学性与艺术性并举，是促进非遗纪录片未来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2011年上映的纪录片《归去来兮》就是一部将科学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佳作。该片导演刘湘晨不仅是一位知名的摄影师、导演，更是一位人类学学者。他在拍摄《归去来兮》的过程中，运用“重访式田野工作法”“背景分析法”等人类学研究方法，深入帕米尔高原进行实地考察，并借助个性化的镜头，对当地的各种非遗文化进行了阐释和重构，以创造性的真实再现，为人们展示了帕米尔高原独特的文化景观。

2.深度挖掘非遗的价值内涵

非遗是时间发展的产物，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审美、艺术、教育等多方面的价值。深度挖掘非遗的价值精髓，既是非遗纪录片科学性的必然要求，也是非遗纪录片艺术性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传统中药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医疗条件欠缺的早期社会，它为医者治病救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医疗条件的进步，人们对传统中医药文化产生了较多认识上的误区。如何打破这一困境，成为影响中药材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2016年5月，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的传统医药类非遗纪录片《本草中国》在江苏卫视正式上映。该片通过对50味药材和中药人的实地探访，为人们深度解密了中国中医药文化的奥妙精髓和悠久历史。另外，该片运用饱满的画面色彩、朴实的镜头语言、向上的背景音乐，将中国中医药文化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人们通过欣赏《本草中国》，不仅感受到中国传统中医药的博大精深，更对中药人的那种勇于探索、不断追求的精神产生由衷的敬佩之情，而这也正是传统中医药文化价值的艺术体现所在。

3.创新非遗纪录片的表达方式

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认为，“世界被看做一种扩大的文本，理解现象遍及人与世界的所有关系，理解行为发生在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理解不单是主体对客体把握的技术性问题，而且是主体存在于世的基本方法，离开理解就谈不上存在”^⑨。对非遗纪录片而言，如何把握科学性和艺术性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属性，关键在于“理解”，即选用恰当的表达方式去呈现非遗纪录片创作主客体的关系。例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采用了纪实性的视听语言，刻画了故宫文物的修复过程，表现了文物修复人员高超的技艺；纪录片《海之南》为了展现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运用摆拍重现的叙事策略，为观众再现了黎族服饰的编制过程；纪录片《锦绣纪》使用了数字技术和特殊拍摄手法，将丝织技艺的全过程清晰直观地呈现出来，极大地增强了该片的观赏性。另外，大量高速跟拍、航拍、移动摄影等表达方式，将传统技艺的影像充满了生动性，体现出浓厚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有效运用创造性的表达方式，可以从多元视角解读非遗本质，进而搭建非遗纪录片科学性与艺术性间的“桥梁”，实现二者之间的圆融和互动。

注释：

①麻国庆、朱伟：《文化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18，第39页。

②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573页。

③何星亮：《文化人类学的认识论刍议》，载《世界民族》，2016年第1期。

④赵鑫：《戏曲历史文化纪录片的美学追求——以〈昆曲六百年〉和〈京剧〉为例》，载《电视研究》，2014年第4期。

⑤赵婷：《非遗题材纪录片多元叙事策略研究》，载《电视研究》2019年第1期。

⑥王国霞：《数字技术对纪录片真实性的影响》，载《西部广播电视》2019年第24期。

⑦[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38页。

⑧林同华：《略论中国美学系统的研究》，载《社会科学家》1988年第6期。

⑨魏饴：《文艺鉴赏方法论纲》，载《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文字：赵婷，编辑：赵婷；审核：赵婷）